真谛三藏是一种尊称，一般在中国是专指通晓经、律、论三藏，并从事翻译三藏的高僧。中国佛教史上译经名家辈出，而其中译经最多、影响最大之四位译经高僧，被世人尊为四大译经家，真谛三藏则为其中之一。

真谛三藏在佛教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出现对弘扬佛法有很大帮助。师兄在进入佛教后要对真谛三藏有了解，此外，师兄也可以去看看关于真谛三藏的介绍，这样师兄对他才能有更多认识。那下面来看看这方面的内容吧!

真谛三藏(499～569)是继鸠摩罗什法师之后被称为“中国佛教四大译家”之一的伟大译师。他是西天竺优禅尼国人，梁武帝使臣张氾从扶南国礼请来华，于大同十二年(546)八月十五日抵达南海，两年后，即太清二年八月始达建康(今南京)。由于侯景之乱，“不果宣述”(《唐高僧传》卷一，下文未注出处者同此)，因往富春(浙江富阳县)从事《十七地论》的译业。

承圣元年(552)，他再度回到建康，“止于金陵正观寺，与愿禅师等二十余人翻《金光明经》”。两年后的554年回豫章，旋往各地游方弘化。永定二年(558)复回豫章，并在临安、晋川诸郡停留，从事经论翻译。但他深感“道缺情离，本意不申”，曾三度萌起归国之念。

天嘉三年(562)泛舟归国的途中，奈“业风赋命，飘还广州”，时刺史穆公頠延住制旨寺(今光孝寺)，并“请翻新文”。由此归国之念顿消，乃出《摄大乘论》。光大二年(568)，他因厌世浮杂，“未若佩理资神，早生胜壤”，遂入南海北山“将捐身命”，但为弟子所阻止。太建元年(569)遘疾，至正月十一日迁化，时年七十有一。

真谛三藏来华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传记64部、278卷，所携梵本并多罗树叶凡240夹，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二万余卷，今见译迄，止是数甲之文，并在广州制旨、王园两寺。”所可惜的是，他时值动乱之秋，且乏得力助手，以致未能竟译其所携梵本，实属一大憾事!

他所译出经论有《十七地论》、《决定藏论》、《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中边分别论》等印度瑜伽行派的论书。另译《俱舍论偈》、《俱舍释论》以及《大乘起信论》、《如实论》等如来藏系统的论书。诚如《唐高僧传》卷一所言：“自来东夏，虽广出众经，唯偏宗《摄论》”。这说明真谛三藏最为致力的还是《摄大乘论》的译出与弘通。

后来，依据《摄大乘论》的理论，主张无尘唯识、兼立“九识”义，倡对治阿黎耶识，证入阿摩罗无垢识而成立了摄论学派。其时仅偏在岭南一带。真谛法师寂后，弟子们才还扬都、九江等地。接着陈灭隋兴，就传入了北方，造成了北方《摄论》的兴盛。

真谛法师来华十年以后，“妙解声论，善识方言，词有以而心彰，义无函而不畅”(《摄大乘论序》)。“善梵汉之音，故能尽翻译之致;一言三复，词旨分明”。又能“随方俗语，能示正义;于正义中，置随义语。”他因流离各地，广泛接触民俗，从而使他有可能具备很高的华语水平。

不仅如此，真谛法师负有“随机利见”的弘法志愿，在他的弘教事业中，务求明白准确地阐发原典的精义，以启听众的悟解，充分发挥“译讲结合”的作用。他讲译经论时“席间函丈，终朝靡息”，“释义若竟，方乃注文”(《摄大乘论序》)，“译不忘讲”。

他译《律二十二明了论》时，“都下阿育王寺慧恺请为笔受，翻论本得一卷，注记解释得五卷”(《律二十二明了论后记》)。他译《俱舍释论》时，“论文二十二卷，论偈一卷，义疏五十三卷”。

智升法师在《开元释教录》卷七说他“彼此相发，绮绩铺显，随处翻传，亲流疏解”。像真谛法师这样译讲相辅而行，阐扬个中奥蕴，发挥言外的精微，只有专门学者才能胜任此工作。由上述事例，更可以看出真谛法师虚己求真的高尚品德，同时也可以知道：只有这样的译师从事译经，才有可能译出完善优美而精纯的可靠作品。

真谛法师原在西天竺时，已是“群藏广部，罔不措怀”的饱学之士。来华后，传译无著、世亲菩萨的唯识学，并以《摄大乘论》为其宗本。但真谛法师所传，与玄奘大师所传唯识学说虽同出一系，而真谛法师的教学中，如立“阿摩罗识为第九识”，则与玄奘大师所传唯识的“八识”不同。真谛法师所译的阿摩罗识，是依《决定藏论》九识义而来，即玄奘大师所译的“转依”。

玄奘大师译《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一说：“多修习故而得转依。转依无间，当言已断阿赖耶识。由此断故，当言已断一切杂染。又阿赖耶识体是无常，有取受性;转依是常，无取受性;缘真如境圣道，方能转依故。”

真谛法师译“转依”为“阿摩罗识”，而阿摩罗识与阿赖耶识性质不同，如他在《决定藏论》说阿黎耶(《摄论》译为阿黎耶、《决定藏论》译为阿罗耶，即奘译阿赖耶)是有漏，无常，而阿摩罗识是无漏，是常。黎耶是烦恼根本，阿摩罗是圣道根本(依止)。黎耶是粗重所随，阿摩罗离一切粗重。阿黎耶识是“一切杂集根本”，是“一切戏论所摄诸行界”(种子)，是一切有漏种子的总汇，所以必须转灭这阿黎耶识，才能证得转依——阿摩罗识。这是真谛法师于八识上立第九阿摩罗识的看法。

至于真谛法师所说的三性，主要是依《摄大乘论》及《中边论》，而说分别性(遍计所执性)是“似尘”、是外境，依他起性是乱识、是分别心——根本是一切种子阿黎耶识。所以如约三性说，没有分别性，依他性亦不得生(境无故识无)，二性不现，就是真实性(圆成实性)的显现。

对于这，唯识学者始终以能所、性相差别论的立场，说遣遍计执性，泯依他起性而显的圆成实性，乃唯识之性，并不是“识”。但从真谛法师的译典看来，佛说唯识，无非为了使我们由解悟到证入。这是真谛法师所传唯识三性的独特见解，也是促成唐代玄奘大师决心赴印探本求源的主要因素之一。由此，亦弥见真谛三藏译籍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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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著名人物很多，真谛三藏就是其中之一。真谛三藏的一生都在弘法，都在译经，所以他的一生对佛教的影响非常大。师兄在了解真谛三藏时，一定要对真谛三藏的生平事迹有个了解，这样对他的认识也会更深。

真谛(499～569，梵名波罗木陀)，西印度优禅尼婆罗门族，原名拘那罗陀(华言亲依)。少时博访众师，学通内外，尤精于大乘之说。他以弘道为怀，泛海南游，止于扶南国。

据宋晋江人曾会所撰《重修延福寺碑铭》云：“古《金刚经》者，昔天竺三藏拘那罗陀，梁普通中(520—526年)，泛海来中国，途经兹寺，因取梵文，译证了义，传授至今，后学赖焉。”这里所说的寺，据文献记载，乃是晋太康九年(288年)，在当时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安丰州九日山附近建造的延福寺。这是文献记载的泉州最早的佛教寺庙建筑。九日山西峰至今犹有“翻经石”遗迹。

梁武帝大同年间，派直后(官名)张汜送扶南国的使者返国，访求名德和大乘诸论、《杂华》等经。彼国乃请真谛来华，谛欣然同意，带着经论梵本二百四十夹，于中大同元年八月到达南海郡(今广东省南部)，当时他已年垂五十了。随即北上，沿途停留，至太清二年(548)八月才到建业，武帝深加敬礼，使住宝云殿。方将从事翻译，即发生侯景之乱，不果所愿，乃往东行。

太清四年他到了富春(今浙江省富阳县)，县令陆元哲迎住私宅，为招集沙门宝琼等二十余人，布置译场，请他翻译。是年十月起，始译《十七地论》、《中论》等，不久因世乱中止。

大宝三年(552)，他应侯景之请回到建业，住于台城，不久侯景兵败东遁，梁元帝即位，改元承圣，建业地方秩序逐渐恢复，他迁住正观寺，和愿禅师等二十余人，翻译《金光明经》。

其后，从承圣三年到敬帝绍泰三年(554—557)，他历住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宝田寺，新吴(今江西省奉新县)美业寺，始兴(今广东省曲江县)建兴寺，还到过南康(今江西省赣县西南)。

陈武帝永定二年(558)，他再到豫章，住栖隐寺，又转往晋安(今福建省晋江县)住佛力寺。在这一时期内，他转徙各地，生活极不安定，但仍随方翻译讲习，未尝中止。虽年已六十，仍与前梁法侣僧宗、法准、法忍等重新核定所翻诸经论。

逾二载，于文帝天嘉二年(561)，从晋安搭乘小舶到了梁安郡(今广东省惠阳一带)，住建造寺译讲《解节经》等。

三年(562)九月，译事事一段落，遂泛海西行，拟还本国，不料风向转变，十二月间又飘回广州。刺史欧阳頠请他为菩萨戒师，迎住制旨寺。

天嘉四年(563)，他应慧恺、欧阳頠等之请，译讲《大乘唯识论》(即《唯识二十论》)和《摄大乘论》等。五年，又译讲《俱舍论》。

天康元年(566)二月，他应慧恺、僧忍之请，于显明寺重治《俱舍论》译文，再一次阐讲论义。

光大元年(567)，重治《俱舍论》完毕，又为僧宗、法准等再讲《摄大乘论》一遍。

二年(568)，在南海郡应法泰之请，译讲《律二十二明了论》。是时，慧恺在智慧寺，代真谛为僧宗、道尼、智敫等同门二十余人及其他学士七十余人讲《俱舍论》。六月间，真谛有厌世之意，往南海北山将欲自尽，慧恺追至挽留，道俗和刺史欧阳頠等跟着都来劝阻，他还居王园寺。八月，慧恺讲《俱舍》未及半部而病卒，真谛为之大恸，惟恐《摄论》和《俱舍》从此无人弘传，特地邀集道尼、智敫等十二人，勉励他们誓弘二论，勿令断绝。他并接着讲《俱舍论》，讲到第五《惑品》，亦因病中止。

宣帝太建元年(569)正月十一日入寂，弟子法海收集他的文稿编为部轴。

真谛平时生活严肃，在广州时常别居水洲，衣食之奉，节俭知足。弟子等受他的熏陶，也都勤奋禀学，晨夕不懈，形成一种刻苦笃实的学风。及真谛殁后，弟子们分归各地，弘传其学，因而形成摄论师学派。

真谛在华期间，虽因世乱不遑宁处，但他随方译出经典部卷之多仍为同时诸译师所不及。他所译经论及讲述疏记，据《历代三宝记》所载共四十八部、二百三十二卷，《开元录》刊定其译籍为三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

中国佛教史上译经名家辈出，而其中译经最多、影响最大之四位译经高僧，被世人尊为四大译经家。四大译经家有二说，一为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二为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无论哪种说法，真谛皆为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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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佛学时，师兄对真谛三藏都有一定了解。他在佛教中的地位很高，而且佛教中关于真谛三藏的学说也是很广的，所以师兄对真谛三藏的学说要有一定了解。但真谛三藏的学说是什么呢?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真谛所传的瑜伽行派学说，与其前菩提流支译传的不同，也与以后玄奘译传的大有出入。真谛不少译本，玄奘都重新译过，很多不同。玄奘门下认为，这些都是真谛译错了的，几乎一无是处。但因真谛的译本早经流行，发生了影响，所以当时还是有人相信真谛之说。于是引起了新旧译的争论。关于这方面的材料现存有唐代灵润所举的十四点异义(见日人良遍《观心觉梦钞》)。近人梅光羲还增加了八义(见《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这些异义，其中确有出于旧译错误的，但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两家学说的渊源不同。换言之，就是两家所得无著、世亲的传承不同。

印度瑜伽行派学说前后期的变化很大，初期从弥勒、无著到世亲就有变化，甚至一部《瑜伽师地论》前后说法就不一致，其他论书各个部分的说法更多出入。就是同一人的著作，例如，无著写的《庄严论》与《显扬论》，就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至于世亲，学问面相当广，一生的学历变化也相当大。最初他学的是小乘有部，其后转学经部，再后又改学大乘，在大乘中他开始学的是法相，以后又集中于唯识。这些经历变化自然要反映到他的著作中去。因此，传译到中国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了。真谛之学，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关于唯识一般只讲八识，至阿赖耶识为止，真谛则在第八识外还建立了第九识，即阿摩罗识(无垢识或净识)。此第九识是结合‘如如’和‘如如智(正智)’而言，‘如如’指识性如如，‘如如智’指能缘如如之智。第二，关于三性，这是瑜伽行派的总纲，相当于中观派的二谛，真谛讲三性把‘依他起’的重点放在染污的性质上，强调依他同遍计一样，最后也应该断灭。

真谛生当于陈那、安慧的时期，学说上不能不受到他们的一些影响，例如，他就译过陈那着的《观所缘缘论》。他虽没有介绍过安慧的著作，但是在中国一般认为他受安慧的影响很大。实际上，真谛和陈那、安慧之前最忠实地遵守世亲旧说的难陀，更为接近。难陀旧说一直在印度与他家并行，所以玄奘在印度时，还特地向胜军论师学习过它，并在那烂陀寺开过讲座。因此，真谛所传译的纯是旧说，当然会与玄奘所传的不同了。玄奘之学是在陈那、安慧之后，经过护法、戒贤、亲孕几代人发展了的。这种传承上各异的情况，反映在翻译上形成了新译与旧译的不同，可以说是很自然的。

真谛在所译各书中，特别重视《摄大乘论》。因为此论集中反映了瑜伽系大乘和他系以及小乘不同的观点，是属于一系学说的根本典据。道宣在《续高僧传》中就说，‘自谛来中夏，虽广出众经，偏宗《摄论》’。真谛对此论的翻译也特别用心，而且自作《义疏》。同时对参与译事的僧宗、慧恺等人毫无保留地谆谆教诲。现在《义疏》虽已不存，但他的《世亲释》译文中还搀杂有他自己的许多说法，可以寻绎。并且他把这部《论释》和《俱舍论》看成是世亲的两大代表作，同样的‘词富理玄’。《俱舍》，可谓世亲前期思想的一个总结，《摄论释》，则是他后期思想的一个开端。真谛本人对这两部书的翻译也甚满意，尝说此两译‘词理圆备，吾无恨矣’，因而发愿要大力宣扬。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得意门生慧恺不幸夭折，真谛非常痛心，特别到法准房中，和他的得力门徒道尼、智敫、慧旷等十二人共传香火，要两论的传承誓无断绝。因此，在他死后，门人虽分散各处，却都能承其遗志继续传播《摄论》。

上述就是真谛三藏的学说是什么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师兄有帮助!师兄可以多去看一些关于真谛三藏的故事，这样对真谛三藏会有更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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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谛三藏是西天竺优禅尼国人，梁武帝使臣张氾从扶南国礼请来华，于大同十二年（546）八月十五日抵达南海，两年后，即太清二年八月始达建康（今南京）。由于侯景之乱，“不果宣述”（《唐高僧传》卷一，下文未注出处者同此），因往富春（浙江富阳县）从事《十七地论》的译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