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应大师
明 海
格应大师是我们柏林禅寺民国年间的得道高僧。他本来的字号现在已无从查考,只大略知道他是赵县本地人,在柏林寺出家,曾到南方受戒,回来后再也没有离开,一直到去世。其时大约在一九四一年,他享年六十来岁。
这几年,我几次提笔想把我知道的格应大师的事迹写下来,但总是心绪茫然,无从下手。主要的原因是一想到他的事迹,他的不为人所知,我心中就涌现难以言表的感慨。就以现今我称呼他所用的“格应”一号来说,就需费一番笔墨才能说清。
那还是一九九五年初,师父命我组织人编写柏林寺志。柏林寺从建寺迄今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但过去没有人编写过寺志,而且在通行的佛教史籍上也少有记载。最可怪的是我们从现存的石碑获知:这里历史上出现过许多高僧,但在历代的高僧传上都没有记载。只有赵州禅师在《五灯会元》、宋《高僧传》上被提到:住赵州古观音院,又名东院。如此而已。其他诸如宋金时代的归云禅师,元代的月溪禅师、鲁云行兴禅师等,虽然证悟渊深,望重当时,但在正统的僧传上俱湮没无闻。了解把握柏林寺的历史,真如雾里看花。
收集碑文、石刻,召集地方耆宿记录口碑资料——我这样开始了我的工作。这时我接触到这里民国年间一位僧人的一些事情。他们都称他为“各影”(音译)。“各影”为何?我是南方人,乍听不懂,细问才知道,这其实是个带有污辱性的称呼。在河北一带,这个发音的意思是:令人讨厌、恶心。他们都说这个僧人总是很脏,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日本人进村时,寺里的僧人都跑光了,只有他留下来靠化饭维持生计。他化饭的情形是:往人家门口一站,口喊“中了饭呗?”仅此一句,并不多言。他的邋遢的形象、疯癫的言语给他带来了等同于“傻子”的侮辱性的称号,而他的真实法号则无人知晓了。我最初接触的老乡们都这样肯定地说起“各影”(格应),众口一词,那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在我的笔记本上,格应的事迹就这样定案了。
柏林禅寺晚近以来的历史是江河日下,最后的破败竟然与一个“傻和尚”联系在一起。师父,我们大家为此唏嘘感叹了好久。
直到有一天,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农民找到我,事情才突然出现转机。这是一位憨厚、朴实的老农民,他的白发和微微的驼背让人想起过去沧桑岁月中生活的艰辛,他个子不高,气色却十分好,身子骨看起来仍然硬朗。我收集口碑资料的时候,隐约从别人口中听到过他的名字。他们让我找县城东关的“海庆”,因为他信佛,过去经常来寺里,对寺里的情况知道的多,也初识文墨。
海庆言语不多,只是憨厚地笑。他交给我一叠写满了字的白纸。其中有些关于柏林寺的传说,有一部分便是格应大师的事迹――原来他听人说我在收集柏林寺的资料,就凭记忆写了些送来。他说他信佛,是格应大师的归依弟子,看到现在“佛门又开放”,他很高兴。能把他知道的情况写出来,他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的话简短、朴素,间以嘿嘿地笑。临走他告诉我,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志书编出来后,送他一本做纪念。
以后张海庆时常来,我们很快熟悉,成了朋友。我急于了解格应大师的情况,便刨根究底地问了他一些问题。他因年高记得模糊不全,但格应大师的真实轮廓总算出来了。我也习惯用“格应”两字称呼大师。格应者,感格而应也。想大师在常寂光中也会首肯吧。
“我在童年之时,因外祖母一生心善拜佛,每日早晚一柱香从不间断,我也每日早晚随外祖母烧香拜佛。外祖母每每讲因果之事:行好、行善,下世转到西天,不受罪等等。外祖母领我去柏林寺古佛堂拜各应(张海庆这样写――作者注)为师(因都叫他傻各应,法号年久不称呼,忘记了)各应头上一溜印痕,好象火柱烧的一般。童年好奇,问外祖母,外祖母说:这就是受过戒的高僧……”。
——张海庆在他写的资料里这样开始了他的回忆。
那是1937年日本入侵前后的事,那时他才十来岁。日本兵占领了赵县城,柏林寺也未能幸免。当时寺内有一处纪念赵州禅师的“古佛堂”,起初格应住在这里,后来被赶到古佛堂外院的两间土坯屋里。寺里的僧人早已云散,寺院的财产也先后被侵占。格应就在这样风雨飘摇、日月昏暗的时候坚守在这里,每天上街化饭,回来后在破落的土坯屋里用功夫。
“都说各应傻,可人家东屋墙上求人写了这样两句话:‘明心见性人不懂,见性明心从心生。句句说的埋头语,立志坚强学唐僧'。从这四句话,就能看出各应不傻,而且还明心见性了……”。看来,格应没有什么文化,但却已悟明心地。他粗浅通俗的顺口溜蕴涵了许多佛法的妙义和警醒时人的真知卓见。有些顺口溜,至今张海庆还记得:
高高山上一树桃,大风刮来小风摇。
旁枝边叶通刮落,剩下有限几个桃。
剩下大桃结佛果,丢下小桃还得熬。
若问剩了多少桃,也不多,也不少,九六足满且住了。
且住了,把门闭,吾看你往那里去?
众人们,齐抄近,西北酆都往里进。
光明大道无人走,遍地小道人抄近。
格应的顺口溜有的劝善,有的隐含了更深的不易知晓的奥义,有的则是他对佛教、对柏林寺未来命运的预见。显然,他不仅明心见性了,而且有预知未来的神通。他的“末后一着”则完全显示出一位高僧解脱自在的境界。
“民国廿九年冬季(有时张海庆说是三十年,他记得不准确了――作者注),三天各应未上门化缘。外祖母领着我去看望他,给他带了些吃的。进门一看:我师盘膝端坐炕上,口内念佛,手敲木鱼,闭目不视……”。
格应知道有人进来,停了佛号,叫小海庆跪到炕前:“来,我有几句话等着跟你说呢。”
他用敲木鱼的木杵敲着小海庆的头说:“恶逢五八佛门闭,……自管吃屈多忍耐……”。叮嘱他牢牢记住,不可对别人说。又说:“一半黄铜一半金,拿在大街供人心。人人都把黄铜买,没有一人识黄金。”格应最后说:“最终两句话要叫这个孩子记住:净扫菩萨身,慧从塔院起。那时佛事昌盛,你可再入佛门。明天你们都不要再来了。”
第二天,格应坐化圆寂。其时天下着雪,寺旁的村民把他草草埋葬在柏林寺东边的一块空地上。有一位村民还说:“格应这家伙真的怪!活着怪,死也怪,坐着死,身体还是软的。”
“人人都把黄铜买,没有一人识黄金”!众生缘悭如是!如果不是张海庆,我们几乎要把这位不知名的高僧彻底埋没了!
可惜,许多事,尤其是格应说的顺口溜,张海庆记不全了。经过我多次的追问,他才吃力地把尘封已久的记忆一点点挖出来,仿佛在一间堆满了杂物的屋里寻找零碎的东西。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是个有罪之人,今生遇到佛法是大幸。
在我认识海庆以后不久,有一天他提着一个包到我屋里,十分谨慎地掏出一个白瓷青花的大碗,非常陈旧,而且有一条裂纹。他告诉我,这就是格应大师生前化饭用的碗,他送给寺里。他留下几张写满了字的白纸,不多说话就走了。
张海庆写道:这碗是大师圆寂前一天给我和外祖母的,他说:“我这个化缘的碗给了你,要好好保留,以后有用。”外祖母临终时(1948年)又再三叮嘱我,把碗保存好,千万不要失落。因此我至今保留了五六十年,也不知有什么用。今晚灯下我老夫妻相商,还是交到柏林寺为好。一,我老夫妻岁数大了;二,现在佛门已开,以了师父之志,以尽弟子之道。也许是师父看透将来,没有说明吧。碗上的裂纹则是他在1988年搬家时碰破后粘上的。他还说:希望以后寺志出来,送他一册。“若不能赠阅,我可以出钱。”
这位张海庆!透过他纯善、宽厚的心,我仿佛看到了格应大师生动的形象!凡此种种,使我心生无穷的感慨。
格应大师显然是一位类似布袋和尚、济公的高僧。他貌似痴呆,实是和光同尘,潜移默化。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他独守这破败的古寺,在芸芸众生中出没。可以想象他以神通智慧度化众生的许多故事,也可以想象他遭受到的侮辱、折磨与误解。他的神圣的沉默与忍耐使我们心生莫可名状的惭愧与后怕。仿佛那时在街上戏落他的就是我们自己,仿佛今天我们仍在不断忽略身边沉默的圣者……
佛法是常住的,诸佛菩萨是常住的,他们也许就在我们的身边,无奈我们心水浑浊,不肯回头……
不被人知的格应大师走在茫茫人海中,他会寂寞吧?不,他以法为乐,与诸佛同行。唯有在生死路上流浪的我等凡夫才是寂寞无依、值得怜愍的!
——深夜掩卷,透过窗户探望遥远的星空,格应大师的事迹总会浮现脑际,使我心生一种神圣庄严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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