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佛光明：刘雍谈金铜佛像收藏之历史综述篇

（编者按：刘雍先生作为我国汉传金铜佛造像的资深藏家，青州博物馆特聘研究员。致力于整理、保护、研究我国中高古金铜造像，十余年来孜孜不倦，从未懈怠，在金铜佛领域修浸至深。他的藏品自东汉、五胡十六国始，跨越南北朝隋唐宋辽金乃至于南诏大理国数百尊之多，每每让人叹为观止，在此，乐艺会编辑两组刘氏藏品，配以精当解释，供同好鉴赏学习）。

佛教东传，其时久矣。

《后汉书》和梁代慧皎《高僧传》都曾记载，东汉明帝夜梦金人，身高六丈，顶佩白光，自西方飞来，大臣傅毅认为明帝梦见的是西方的佛。于是，汉明帝令蔡愔、秦景、王遵等十余人于永平七年（公元64年）赴天竺求佛法。他们有缘在西域的大月氏遇到了来自天竺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得佛经佛像，相偕同行，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回到当时的京城洛阳。

为了让两位高僧潜心译经，汉明帝赦命在城西的雍门外按天竺式样建造了一组建筑，以僧人们暂住的”鸿胪寺”的“寺”字称之，为了纪念白马驮经之功，便将这组建筑命名为“白马寺”，千年古刹一夕成名，现在仍有残迹可供瞻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

自东汉以后，佛教在中国的广袤国土上慢慢流传。沙漠深处，绿洲如星晨般散落的敦煌，曾是中国佛教传播的中心。僧侣们携带着经卷和佛像，自印度、中亚辗转来到中国的西北边陲，在敦煌，印度人、中亚人与汉人在之后的七个世纪中慢慢融合交汇。与道教不同，佛教的悲悯之心和对来世的美好承诺，让在汉朝权力真空中苦度岁月的大众找到了心灵归宿。

佛教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几经起落，留下了无数珍宝和传奇。佛教不仅推动了文学的进步，更带给艺术全新的视角与活力。随着北魏皇帝们对佛教的推崇，佛教雕塑成为蓬勃发展的新兴艺术形式，自北魏起开凿的云冈和龙门石窟，直至今天仍是国之珍宝。

与绘画不同，雕塑是在三维空间制作的造型艺术，更是宗教崇拜的中心，因为雕塑的昂贵，非一般个人有能力可能负担。为了传播佛教，石、木、泥等都曾被选为制作佛像的材料，然而在当时（金子代表一个政权的财富、青铜是用来锻造兵器和铸造货币的必须材料）所有制作佛像的材料中，最为珍贵的要属金铜佛造像。所谓金铜佛，是指以青铜为胎、鎏金为饰的造像艺术。

人们通常将表面鎏金、纯银以及表面不做任何处理的铜铸佛像都称为金造像。金铜佛造像法相精致、庄严，历经千年仍能宝光烁烁，正如佛金身如法，所以才能作为专门的艺术类型存在于世。

金铜佛造像的熔铸与锻炼非常繁复，从冶铜、塑胎、脱蜡、铸铜，到雕刻打磨鎏金镶嵌装饰等加工技法，展现了古代深奥的造像工艺，是雕塑技艺中的极品。

金铜佛表面的鎏金质感处理，改善了青铜胎体性质易变的不稳定性，达到隔绝与增强装饰的功能。

古代早期金铜造像体量绝大部分不大，便于皇家贵族信徒们随身供奉、方便保存，相对地，也易于失散。教法广布，被皇室贵族供奉于寺庙及宫廷之中、或善信的佛堂、或纳藏于佛塔地宫之中。（例如：著名的法门寺地宫和雷峰塔地宫所出金铜造像）

我国金铜佛制作年代很长，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可惜，如今存世的金铜佛造像多半散落国外。像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的魏晉十六国后赵石虎建武四年青铜制佛像，据考证为公元338年的作品，是目前所发现的有记载最早的中国青铜佛像，被博物馆视为镇馆之宝。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北魏正光五年（524）的鎏金青铜弥勒佛造像更是不可多得的珍品。造像保存得相当完整，包括弥勒佛、佛像前和两侧的菩萨、随侍、力士、狮子和佛像身后镂空的背光。佛像通体鎏金，虽历经千年，仍然光彩照人。

国内著名的博物馆，比如故宫博物院今年在慈宁宫展出了三十三尊金铜造像（从五胡十六国至宋辽）上海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西安博物院也收藏了一些珍贵的金铜佛造像，然而，其他博物馆的藏品就寥若晨星，许多省级博物馆甚至难得一见。除了博物馆藏，金铜佛也吸引了一部分个人藏家的目光。

目前，国内外收藏金铜佛的藏家大约有两类：一类选择元、明、清时期的金铜佛，这类金铜佛存世较多（包括大量藏传金铜佛造像），价格逐年攀升，不失是一种保值、升值的收藏品，也常在世界著名拍卖行拍出天价。

另一类则选择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时期的金铜佛，又称中高古金铜造像（刘雍先生把东汉南北朝至唐代称为高古，五代十国、宋、辽、金、西夏、大理国称为中古）。中高古佛内容丰富，絢丽多姿，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也是我国佛教文化美术的主流和最重要部分被刘雍先生称为佛教美术的塔尖。

但此类金铜佛传世稀少，绝大部分被全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部分被遍布全世界的藏家收藏而市场价格神秘么侧一直不明朗随着世人对佛教文化的由浅入深中高古佛教题材的各项艺术品在各个领域定会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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