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佛教的民族融合功能——李四龙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内容摘要：佛教徒的“边地意识”，挑战了中国传统的“夷夏论”，却为外来文化融入中国社会提供了范例，客观上增进了中国社会对少数民族或外来民族的亲和力与包容性。特别是在异族入侵、领土分裂的时候，佛教在历史上发挥了很强的民族融合功能，成为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流与沟通的重要纽带。

中国佛教的特色，即在于找到了能与儒家社会相适应的表现方式。佛教在中国社会，一方面强化了汉族的民族认同，佛教从外来宗教转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促使汉族成为一个文化大熔炉，而不是单纯的种族概念；另一方面，佛教缩短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心灵距离，是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手段。

论文最后建议，将来应当多从“民族关系”的角度，重新认识佛教在中国的历史与影响。

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佛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对“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催化作用。这里我想讨论，在协调汉族与少数民族或外来民族的关系时，佛教所起的整合功能及其复杂的历史成因。

这个漫长的故事，可从《牟子理惑论》说起。

《理惑论》或《治惑论》，常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篇佛学论文，明确否定了“汉地”是世界中心的说法。在以后的中国佛教界，这种观念变成了一种“边地”或“边国”意识，把印度看成是他们心目里的“中国”，九死一生，西行求法。

一、夷夏论与边地意识

大约2500年前，释迦牟尼诞生的时候，在中国是春秋战国时代。在经历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春秋时代，中国形成了具有强烈文化优越感的民族理论，“夷夏论”。“华夏”民族居住在世界的中央，“夷、戎、蛮、狄”分别居住在世界的东西南北四方。这种地理概念，被称为“四裔五方”的“中国”意识。《礼记·王制》篇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中国是礼仪之邦，四夷则是化外之民。华夏，是中国的代名词。“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孔子的这句话，成了“夷夏论”的宣言。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遭到了儒家与道家的双重阻力。儒家批评佛教冲击了中国社会既定的伦理秩序，道家道教事实上担心佛教挤占他们的信徒资源。两家都在运用“夷夏论”排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牟子理惑论》里的“问者”，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说：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曰：“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不已惑乎？[1]

儒生从小学的是尧舜周孔之道，现在却要放弃诗书礼乐，改学夷狄之术，岂不荒唐？这样的问难，在牟子看来，只是看到了孔孟言论的字面意思，而没有体会他们深层的“大道”。牟子认为，学佛并不妨碍尊孔。他在辩解时，援引中国传统的星象学说，北辰在天之中，提出“汉地未必为天中”的观点。牟子在此委婉挑战了传统的“四裔五方”的中国意识。

后来的中国佛教徒，特别是从东晋开始，有的就认为自己的祖国并不是奉佛的“佛国”，产生了一种屈居“边国”的悲情，而把印度看成是世界的中心，所谓“中国”。道安（312-385）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杰出的高僧之一，越到晚年越是渴慕万里之外的佛国印度。他搜集各种辗转听来的传说，编撰《释氏西域传》；致力于整理汉译印度佛典，在“经序”里慨叹，“世不值佛，又处边国”（《阴持入经序》）；慨叹之余，他希望能往生弥勒佛的兜率天宫，亲闻佛法。

最能表现“边地”意识的行为，应数中国僧人当时的西行求法[2]。西元260年，曹魏甘露五年，朱士行，中国本土的第一位出家人，毅然决然，西行求法。从此以后，数以百计的中国僧人，涉流沙，渡鲸波，不远万里，前仆后继。他们有的像玄奘（600-664）那样沿著沙漠绿洲，万里奔波；有的像义净（635-713）那样劈波斩浪，远涉重洋；更多的则是中途罹难，抱憾而逝。在这些求法高僧的心中，印度才是世界的中心，而华夏不过是未开化的“边鄙之地”。这种边地意识，促使中国人放眼看世界，放弃原有的文化优越感，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没有这样的突破，中国文化就很难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结构。

儒家的“夷夏论”，并非是要绝对排斥外来文化，重点是要树立华夏族的主体地位，强调“中国之人禀气清和，合仁抱义”[3]，最适合周孔思想。“夷夏论”的最终目的，是要为彼此言语不通的“五方之民”提供一种和谐的生活秩序，能使“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礼记·王制》），四海一家。在这种“和而不同”的社会格局里，华夏族亦可不断包容其他的民族或文化。然而，中国佛教的边地意识，挑战了这种想像的生活秩序，印度成了他们心中的“圣邦”，认为释迦牟尼觉悟成佛的地方——菩提伽耶（Buddhagayā）才是世界真正的中心[4]。

早期中国佛教的边地意识，毫无疑问，是会加剧保守的士大夫与道教徒的批评，强化佛教作为一种“夷狄之术”的社会形象。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的历史并非都是汉族执政，每到异族入侵、领土分裂的时候，特别是在“东晋十六国”、“北魏南北朝”、“宋辽西夏”以及“蒙元”时期，佛教是多个民族之间互相交流与沟通的桥梁与纽带，既为自己赢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也为中国社会的民族团结立下汗马功劳。

因此，佛教徒的“边地意识”，挑战了中国传统的“夷夏论”，却为外来文化融入中国社会提供了范例，客观上增进了中国社会对少数民族或外来民族的亲和力与包容性。佛教的这种亲和力与包容性，亦即佛教的民族融合功能。这在我国历史上的异族统治时期，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二、戎神与异族统治

东晋时期，北方地区在短短的100多年里，先后16个少数民族政权，走马灯似的权力更迭，史称“五胡十六国”[5]。西晋的遗民，被外来的胡族蔑称为“汉子”，一个在当时带有侮辱性的称呼。这些占领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觉得佛教也是外来的文明，与他们是天然的盟友。

后赵皇帝石虎说，“佛是戎神”，不分胡汉，境内的老百姓都可以信奉。石虎（295-349），羯族人，这位历史上罕见的暴君，是中亚粟特石国人后裔[6]。以前这个民族信仰祆教，他在听信了神僧佛图澄（232-348）的劝告后，大力推广佛教，这使“胡汉杂居”的北方，很快实现了民族的和解。以前的汉人政权，并不允许汉人出家，佛教往往是在西域来的侨民中间流传。但到这个时期，禁令已经不复存在，汉人可以自由地出家为僧。佛，这位外来的“胡神”、“戎神”，成了各民族间友好相处的纽带。

到了南北朝，北朝拓跋族决定“汉化”以后，北魏在洛阳设有“四夷馆”，商胡贩客，络绎不绝[7]。此时的佛教不再归属专门负责接待“四夷”的鸿胪寺[8]，北魏设有专门的僧尼管理机构——昭玄寺。佛教在这个异族统治时期，取得了空前的迅速发展。据说，当时北方的僧尼人数一度高达二、三百万。

大唐帝国崩溃以后，中国陷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乱世，史称“五代十国”。西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建立北宋王朝，而北方有契丹族的辽国；五十多年以后，在西北边陲，党项族的西夏国慢慢崛起。随著辽国的灭亡，女真族的金国迅速崛起。在这个时期，佛教再度成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催化剂。

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全都信奉佛教，特别是辽国统治的北方，继承了中晚唐的佛教传统，最盛行密宗与华严宗。西夏正式建国以后，大兴佛教，先后六次向宋朝请赐佛经[9]。军事上并不强大的宋朝，文化建设却是空前的发达，有意识地利用佛教化解民族之间的矛盾，把自己刊刻的佛教大藏经，颁送给契丹、高丽和西夏。作为政治交流工具的大藏经，在宋朝备受重视。当时若没有佛教的交流与融合，实行“胡汉分治”的北方地区，整个社会可能会与唐代产生难以想像的文化断裂。